云山新闻网 国内 连新加坡都嘲台湾:“500人命不如1狗”

连新加坡都嘲台湾:“500人命不如1狗”

原标题:连新加坡都嘲台湾:“500人命不如1狗”

自去年爆发新冠疫情迄今,中国各地累计确诊人数逾万者有三处:湖北、台湾、香港。因染疫而死亡的人数,也是以这三地最多。

湖北作为疫情首处大规模爆发地,牺牲最大不难理解。但因为投入有效的管控和充分的治疗,几乎将疫情锁在湖北境内,从而使得其他省份的疫情相对轻微。这既保证了各省能有余力支援湖北抗疫,也保证了大陆全境能尽早解封、恢复生产。

但处于大陆边缘、远离湖北的台湾和香港,抗疫成绩却是全国倒数。

只不过,资本主义的香港因有内地医疗资源、特别是有内地疫苗的支撑,疫情已见停损。这从在台香港人纷纷离台回港,可见一斑。相反地,以“民主选举优越性”为政治号召的台湾,累积一年半来的防疫神话转瞬崩盘,成为外媒群嘲的防疫笑话,则令人称奇。

超前布署的落后成绩

就累计染疫死亡人数来看,大陆境内除湖北之外,死亡人数达两位数以上者,只有河南与黑龙江;而台湾的染疫死亡人数已超过600人,是豫、黑两省死亡人数总和的18倍,且倍数仍有加大的趋势。

连新加坡都嘲台湾:“500人命不如1狗”台湾每日新增新冠确诊人数变动情况(图/台湾《联合新闻网》) 连新加坡都嘲台湾:“500人命不如1狗”

海南与台湾同属大陆边缘岛屿,也都远离武汉,后者是前者人口的2.5倍左右。但直至6月26日,海南的累计确诊人数为188人,累计死亡人数6人;而台湾的累计确诊人数是14545人,与海南相差77倍,累计死亡人数是623人,相差104倍。

上海作为大陆的金融中心,2020年的常住人口有2487万,比台湾多出130万。但直至6月26日,上海的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人数分别为2199和7,其确诊数是台湾的1/7,死亡数是台湾的1/89。

广州市自5月下旬爆发Delta变种病毒的疫情,比台湾这波疫情稍晚开始,而且来势汹汹,在10天内病毒就传了五六代。但由于疫苗接种的普及,以及对全市1867万人实施的核酸检测,有效阻击了疫情扩张。总计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清零解封,仅有1人染疫身亡。

无论怎么比,从疫情数据来看,台湾的严重程度远超过湖北以外的各省市,其染疫死亡人数比湖北以外各省市的总和还多。而且,台湾的数据是在没有全面普筛也没有足够疫苗下的疫情反映,因此还遥遥不见尽头。

“民选政府”没有民主究责

不同于大陆抗疫未达标的政府官员会下台,“民主台湾”的疫情祸害至今,却无任何官员需要负起政治责任。

台湾当局至今无法对疫情停损,且在未经民主协商的情况下,径自以“取之于民”的纾困金来自救,或以超标的税收预算去外购疫苗、生产未得国际认可的疫苗来自保。如今弊端丑闻与疫情数据同步攀升,且没有相应有效的民主究责可言。

与此相比,大陆已经成功研制WHO认可的两款疫苗,除了免费供应包括香港在内的十几亿人民接种之外,还能援外超过4亿剂疫苗。世界各国已共收到大陆提供的2900亿个口罩、35亿件防护服和45亿份检测试剂。同时,为海外中国公民优先接种疫苗的“春苗行动”,也陆续在150多个国家展开,包括海外持有台胞证的台湾人在内,共逾百万人享受这种服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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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20日,医务人员在泰国曼谷邦叻区疫苗接种中心为中国公民接种疫苗。(资料图/新华网)

两相比较,大陆民众如果没有中共领导下的政府,肯定无法在一年半内取得如此抗疫成果;而台湾民众无法享受足够的医疗救治、无法满足安心的疫苗接种,甚至需要演艺人员、企业家和出家人来捐助呼告救命的苍生,则被舆论指向一个失信失能的民选政府所致。

对于台湾人来说,这场疫情如果不是政府因素,而是依照市场供需规律和效能来作为,则大陆疫苗或陆企代理的外国疫苗无疑是最实惠的解方。可如今哀鸿遍野的疫情,说明台湾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已走向日暮途穷。

说日暮途穷,还不单指台湾的执政当局,而是走到日暮途穷的相应机制、人心和价值观。

拒绝大陆疫苗

正如小论《台湾没有疫苗,但有精神胜利法》所述,被外媒《金融时报》指陈台湾防疫不力的主因,是台湾的官僚文化与相应的人心。除少数小党、个人和自媒体之外,台湾官方或民意机构无人愿直面大陆疫苗,仿佛地表上不存在世卫组织认证的、境内接种占比已占全球份额40%的大陆疫苗。

一个多月来,台湾民众每天见闻不见尽头的蓝绿白新冠攻防战。好像这场疫情已不是自己切身的事,而是政党政治各色明星们的舞台,台湾民众只能在自己选出的政治人设中接受“同岛一命”的精神防疫。

其实足量、有效、合格的疫苗,就近在厦门或上海;而中西结合辩证论治的医药处方,也可取自一年半来的武汉经验。但大陆医药和疫苗,完全被排除在台湾的主流舆论场之外。明眼人看出,引进大陆医药和疫苗将崩解台湾多年来建构的反共人设,直接打击当局的政治基础──反共威权。

加缪的《鼠疫》有言:“真正的不幸,不是绝望本身,而是习惯于绝望。”

由于长年的反共威权与冷战意识形态精神禁锢,一般台湾人习惯于缺漏大陆原乡的历史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,习惯于没有中国主权的政治边界,习惯于后殖民情境中的文明等级论。无视无知无感于这种精神禁锢的不幸,已成为一种习惯。

这种习惯既是蓝绿官僚共构的反共威权所致,又在反共威权下的民主选举内卷化。也就是说,台湾既没有中国政治传统的素质,又受限于美国冷战民主的思维,在无力去殖民困境中的台湾人,只能反覆从不幸的习惯中企求“小确幸”,从而巩固了那种不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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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驱动的民选威权体制

反共威权体制的背后,是买办型资本以及独占型资本。

自1970年代以后,美国逐渐兴起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,资本家通过这种新自由主义机制控制政治,使得选举花费一届比一届高昂,而不是相反。于是,人民选举所组成的政府,只为资本服务,而不是为人民服务。人民竟因此成为资本的奴隶,这已是“民主”的异化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新自由主义下的政党政治只是资本的使者不同,但资本作为上帝,以及人民作为奴隶和信徒,并没有根本的改变。所以美国两党轮替执政多年,未曾改变美国政治为资本服务的传统,因而也未曾改变人民是资本奴隶的地位,这从美国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体系最能看得出来。

研究现代暴政与大屠杀的耶鲁大学教授史奈德(Timothy Snyder)指出,在私人保险公司、私营医院集团和其他利益团体的控制下,商品化的美国医疗体系就像是非法的乐透。整个国家政策的利益只为少数人服务,而不是为了多数人共荣。[1]美国总统既然是资本的使者,自然不会以民本和王道为己任,他的言语就像股价波动的线条。

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台湾当局也构建了同样的“民主”生态。台湾媒体发现,凡在高端疫苗公司股价下跌时,蔡英文必然会出面喊话,而高端股价一年来已翻涨10倍,就是其中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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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的台湾,几乎复制了史奈德形容美国去年疫情时的生态:压迫别人的人总是在抵制真相,暴君会在面临自己引发的灾难时,编织耸动的借口为自己开脱,并怪罪于他人。[2]

史奈德表示,拒绝全民筛检的特朗普已走向威权主义,而威权政府的特点就是隐瞒疫情和漠视人命。[3]这番话提醒人们,拒绝普筛就是威权政府隐瞒疫情和漠视人命的表现。从而让人理解,在特朗普荒腔走板的演出后,美国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至今已超过60万;台湾则在爆发疫情一个多月后,超过600人染疫死亡。

即便如此,威权政治中的巨额资金还不如民间募捐那样照顾医护和病人;相反地,威权主义的领导只根据地方首长与自己的亲疏来分配医疗资源,以彰显他/她有权力决定人民的生死。而这样的威权政府,却是来自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结果。

疫情政治下的人权

如果在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有这种政府,依照美国疫情的比例,或将造成百万人级别的死亡。但由于中国政府对确诊者尽收尽治的作为,才将死亡总数截止在5000多人。况且,大陆至今新冠疫苗接种已突破11亿剂次,实现了维护生命的目标。

若以平均每日2000万人接种的效能来计算,只需要一天,便能让全台湾85%的人完成疫苗接种,而不必上演机场逃难潮、特权疫苗或抢打疫苗残剂的段子。

但现实是,台湾人要依照当局分配三六九等的类别,奉命等待那不知何日到位的合格或不合格疫苗。“同岛一命”的人权,实已成为扛不起的大纛。新加坡《新明日报》的头版,摆上“500人命不如1狗”的大字,图文并茂地嘲弄这岛屿上的人权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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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幸的是,习惯于价值错乱的人们,只能亲手将自己的人权信托给“民选独裁”的政府。选票是多数人的,钞票是少数人的。多数民选,少数独裁,悖论地结合在一座岛屿上,形成扭曲的政治格局。

为资本服务的官僚体系和选举体制,利用历史遗留的反共威权宰制台湾人的言行与三观,使台湾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文明最进步、而中国大陆处在最落后最专制的异次元世界,从而效忠为资本服务的官僚体系和选举体制。后者因而能囊括两岸交流的红利,使其为独占型与买办型的资本逻辑服务,同时又能避免台湾人的精神世界溢出他们的政治边防。

这就是去年初绿营以兴奋的“亡国感”胜出的缘故。

内卷民主的免责效应

在相同的官僚体系和选举体制下,参选政党的政治边防相同;而最廉价又有效的竞选方式,就是向选民恐吓对手的政治边防不同。于是,蓝营越逆向“亡国感”挣扎,就等于越顺从绿营的操作,结果就是拿香跟拜而已。一年多下来,即使疫苗荒的“末日感”来临,顺从政党政治的政客丝毫未敢造次,蔡政府也依然拥有4成以上的支持者。

这种政治格局和“民主”生态,说明了台湾政治性格的依附性、图利性、浅碟性和残酷性。选民的政治认识和格局有限,加上竞选且能胜选的政党更有限,使得任何执政党不愿也不能进图长远。长远的政治敌人是中国共产党,但因为自己不是对手,便利用当自己是棋子的美日外力为中共的对手,以从中牟利。

所以,台湾当局惯用的套路就是“两岸问题国际化”;而外力干涉中国疆藏港问题时,台湾当局则乐于率众助威,这是台湾的政治性格使然,也是台湾去殖民困境的所以然。

另一方面,内卷化的民选体制和政党政治本身,成为台湾当局施政免责的机制。无论4年或8年,都属短期饭票。这就导致执政当局在有限的周期内,必然先满足自身党派和少数人的利益,而不去顾及大多数人的需求,也不在乎长远的、整体的、民众的发展,横竖捞完了就换人去顶。

因此,台湾年年编列巨大的预算花销,除了购买军火和“邦谊”来巩固精神堡垒之外,实际的基础建设和人均薪资却停滞不前或进展缓慢。执政党可以任意设定无关民生的政治议题,并包装为民主民治的政绩,结果是乱花的钱多,可用的人少,在这次疫情又一次吐实。至于债留子孙祸延后代的问题,自有下一个执政党来面对。

所以,选民在同样的政治格局内,每次选举都是对现任执政党的否定,新任执政党也是依靠否定前任执政党而胜出。无论选举人、候选人或政党,全都周期地、机械地否定眼前的对象,而不必面对自身作为否定的对象。这种否定的免责机制,保固了没有选择的选举,保固了真正该被否定的对象,反共威权得以成为民选时代的政治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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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领导的历史任务

但政治难得的是肯定与承担,否定与免责不过是收割韭菜的廉价民主。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实验,就证明了这一点。

藐视西方民主的李光耀曾对媒体表示,中方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,是他日后决定在新加坡推行华语的重要因素。而那场战争,也决定了台海两岸不同的政治实验,至今70余年。

70多年前,在中国领土上的大多数人民选择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,这包括受邀赴天安门观礼的田富达、李伟光、谢雪红、杨克煌、王天强和林铿生,以及由日本返国的前台湾民众党干部谢南光等台湾人。70多年来,为了回应人民的选择,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承担起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责任,承担起惯于否定的台湾社会所不愿也无力承担起的这项历史任务。

不同于“民选独裁”或“威权政府”,中共选择了集体领导的中央集权制,其根本特征是民主集中,有别于分权制衡和政党轮替。这种选择既有一个历史过程,又要经过历史的考验,在人多势众、地大物博的具体条件下,逐渐形成并健全集体领导制。

南橘北枳,只有从事实和结果,才能评断一个制度的成绩。现在的中共并不向外推销集体领导的价值或意识形态,而是专注于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。但正是集体领导下连续的“五年计划”,才能步步经营,建构起前述抗疫的力量和效能。

单以医药卫生体系为例,大陆在中西医药方面采行兼容并蓄、实事求是的方针。由中央集体研议和决策,统一调度人力物力财力,完全不受国内外厂商资本家或政治势力的影响。就在去年,当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的中医药见效后,通过集体领导的机制而普遍施行中西方法结合的治疗,没有任何偏见或私利可以影响这种治理决策。

事后证明,各医院确诊病患转为重症的比率大幅降低。几千年的医药传统,通过一个百岁政党的集体领导,而继续焕发济世救人的智慧。

几个月后,台湾“立法部门”负责人在一场中医药的学术论坛上致词,说“中医”、“中药”宜改称“台医”、“台药”。今年,台湾本土疫情爆发,确诊重症与死亡数目攀升,“台医”、“台药”依然无声无息。

沉默之声,应该就是这岛屿对百年中共最真实的回响吧。

参考文献:

[1]史奈德,《重病的美国》(Our Malady)初版,译者:廖珮杏,新北市:联经,2020年12月,第48-51页。

[2]同注1,第164页。

[3]同注1,第183-186页。

来源:观察者网

责任编辑:刘光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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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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